
新石器无人车获义乌政府颁发的首批路权牌照
而除无人配送以外,无人环卫向县域下沉的趋势也日益凸显。这一现象在2026年开年以来的中标数据中得到印证。如酷哇科技以0.734亿元竞得宁乡市城市清扫保洁第五轮市场化服务项目,服务期3年,将投入无人智能设备21台;玉禾田中标鹿寨县数智城市大管家一体化项目,该项目投入超10亿元开展无人环卫试点;博州精河县城镇综合垃圾治理体系建设项目拟部署和10台清扫机器人……
无人接驳领域,中科星驰已在蒙城县投放36辆L4级无人小巴;浙江安吉余村引入Pix Moving的无人小巴;7辆文远知行L4级自动驾驶小巴落地浙江山区县松阳县城……
这些原本在北上广深内卷的科技企业,为什么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县城?这场“科技下沉”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商业阳谋?
为什么是县城?
近年来,低速无人车产业集中在县域市场爆发,绝非资本的退路,而是因为它在这里找到了在大城市难以具备的三大优势。
首先,是更显著的成本效益。以无人配送为例,在一线城市,末端配送的人力成本极高且极其内卷,无人车或只能作为“锦上添花”的替代方案;而相较于交通设施已经非常完善的一二线城市,在资源相对匮乏的县城乡村,有着更紧迫的市场需求和更清晰的投资回报率。
简单来说,一个快递员开车跑几十公里山路送十几个件,油费加上社保和食宿,简直是“送一件亏一件”。而低速无人车则能同时充当“车”和“派送员”的角色,单位里程成本仅为人工的1/3甚至更低,且能24小时全天运营,效益规模更为显著。
其次,是极强的场景适配性。县城不像大城市那样功能分区严格,低速无人车在这里拥有极高的场景兼容性。同一辆车,白天可以送快递进村,傍晚可以转运医疗标本,深夜还可以承担安防巡逻。这种“多面手”属性,完美契合了县域资源有限、需求多样的特点。

在桐庐县承担运输医疗检验设备的“邻里号”
最后,是市场竞争格局的差异。相对于巨头和创业公司集中、竞争激烈的城市市场,县域市场则是一片蓝海,且对新技术接受度高,企业可通过快速部署和运营,积累数据、优化技术,提升市场竞争力。
县级政府正为无人车“拆墙铺路”
当然,光有市场的呼唤还不够,低速无人车要想真正在县城乡村跑起来,离不开政策“绿灯”和县级政府的招商推动。
在政策体系建设方面,近年来,多个县级市、县级政府接连出台相应政策乃至专项政策,主动为低速无人车“拆墙”。
如广西凭祥市推行的《凭祥市智能低速无人车道路测试与示范运营管理指南(试行)》针对边境口岸城市,聚焦跨境物流、口岸接驳等场景,规定了低速无人车参照非机动车管理。又如深圳坪山区政府出台《深圳市坪山区智能网联全域开放测试示范应用与商业化试点管理办法》,支持智能网联汽车及功能型无人车在区内开展道路测试、示范应用和商业化试点。(延伸阅读:最全梳理!近50项低速无人车专项政策解读)
相较于省市级政策,县级市政策更注重本地化、实用性和灵活性。政策更聚焦于本县级市行政区域内的无人车落地实施,更侧重于具体场景的开放、本地化运营规则制定以及与当地实际需求的结合。且审批流程通常更简化,审批效率更高,有利于企业快速推进无人车项目落地。
除了政策的推动,县级地方政府也在积极用真金白银为无人车“铺路”。
一方面,积极推行“专项补贴”和“场景开放”等招商策略,吸引无人车企业在当地建厂投运。如桐庐县吸引了新石器无人车、既未科技、Pix Moving、深向科技等企业入驻建设基地;曲阜吸引了九识智能建厂投产;宜兴引入尚元智行建设无人车智造基地……

另一方面,县区级政府也在疯狂“下单”低速无人车,部署规模和力度显著增强。
这一趋势在无人环卫领域尤为明显。如在今年以来的无人环卫招投标项目中,昌江、将乐、鹿寨、石城、精河、城口等县级单位都将无人驾驶纳入城乡环卫一体化或设备更新招标的核心条款,批量部署了无人环卫设备。(延伸阅读:超56亿元!2026一季度无人驾驶中标项目一览)
可以看出,县域对无人车产业的招商逻辑变了,从政策制定到招商引资,从“直接给钱给地”到“给场景给订单”,县域正加快建设起无人车产业生态网,加速推动无人驾驶技术向县域下沉。
“黑科技”也要面对“土现实”
然而,众多县域红利并不代表无人车企业就能在这里一帆风顺。从一线城市走向县城乡村,这些钢铁骡子们也要面临一场“本土化”大考。

首先,是更为复杂的道路环境。
从一线城市到县城乡村,就像从“标准考场”进入“荒野求生”。总体来说,一线城市的路况相对标准化,而乡村道路多为非结构化环境,狭窄村道、急弯、坡路、坑洼路面、无标线路段随处可见。无人车的感知系统和导航算法必须具备极强的“越野能力”,才能准确识别道路边界,并随时避让突然窜出的牲畜、乱停的农用车以及随时可能出现的行人。
并且,在部分山区或偏远地区,信号覆盖薄弱是常态。这不仅影响车辆的厘米级定位,更导致远程监控和调度困难。一旦车辆在深山里“失联”或迷路,处理难度更高。在这一难点上,更多考验着技术服务商的能力。
其次,是路权与法规不明确。
虽然政策在松绑,但发展依然相对滞后。目前多数县城和乡村对低速无人车的路权缺乏统一规范,且存在责任认定真空,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运营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企业随时可能面临交警执法扣车或复杂的事故责任纠纷。
再者,是成本控制与商业可持续性。
前面我们提及的“成本效益更显著”,更多指向的是车辆运营与人工运行的对比;但实际上,县域物流的“散”和低速无人车跑起来的“贵”,依旧构成一对天然矛盾。乡村地区订单分散、单量密度低,难以通过大规模运营摊薄成本。简单来说,虽然车辆前期的采购成本近年来有所下降,但在县城的充换电成本、运维成本依然高昂。这就更考验运营方的商业盈利模式。
最后,是基础设施配套不足。
无人车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依赖基础设施形成闭环。一方面是补能焦虑,乡村地区充电设施极度匮乏,且分布不均,对储能和补能设施有更高要求。另一方面是交付死结,以无人配送为例,理想的配送是“门到门”、“端到端”,但现实中,乡村缺乏智能取货柜,或者需要人工二次接驳,那么所谓的“无人化”就成了一个伪命题。

写在最后:
从义乌街头2000台无人车的集结,到宁乡、鹿寨等地亿级订单的砸下,我们清晰地看到:低速无人车在县域的爆发,绝不是资本的降维妥协,而是一场技术与市场的双向奔赴。
对于县城而言,无人车是能实打实解决劳动力短缺、降低公共服务成本的“新质生产力”;对于企业而言,避开一线城市的内卷红海,在县域建立“根据地”,不仅是商业闭环的最优解,更是用真实场景打磨技术的最佳磨刀石。
展望未来,无人车如何应对补能焦虑?如何在泥泞的村道上避让小狗?如何在没有信号的深山里独自前行?这,才是自动驾驶技术最该去的地方。




















